象牙塔內外有別
象牙塔內外有別。象牙塔內，學生定期都做些研究項目，之後要在班上向同學及教授匯報，與會者可即場提問甚或故作刁難。教授往往提醒學生，按照國際禮儀，不要批評與會者提出的問題是好或笨，在答覆問題後，亦不須問對方是否明白，以免像是懷疑對方的理解能力；對方如果不明白，自然會跟進再問。一般學生都會遵從教授的教導。
離開象牙塔後，學生很快忘記老師的的說話，但想不到的，跑出象牙塔的教授，同樣忘記自己給學生的教誨。例如在中學歷史課程諮詢會上，有教授就對詢問課程大綱設計理念的記者如此批評：「呢個問題係一個好笨嘅問題…」。對另一位問香港史是否包括六七暴動、六四等事件的記者則反問：「六七暴動發生時你哋喺邊…」。象牙塔內外的遊戲規則，絕不相同，甚至反其道而行，教授及學生皆心領神會，大家「執生」。
「剛直不阿，留將正氣凌霄漢
回覆刪除幽愁發憤，著成信史照塵寰」
這幅對聯，歌頌的是文天祥和史馬遷。兩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。
大學教授的地位尊崇，受人敬重，原因是什麼？因為大學是最高學府，傳統的大學教授代表有識之士，也是學術的權威，地位等同於古代的士大夫、如國之祭酒，太子太傳。大學教授除學問淵博，也應該具有高尚的品格，為學子之榜樣。
傳統的中國人對士大夫有很高的期許。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仁以為己任...」，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，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等等，均反映士這階級應有的氣節。時移世易，今天的大學教授，也應尊重自己的學術良心，不可輕率地說出一些和學術身份不匹配的說話。
新月人所提及的教授，乃歷史學者，是香港某著名大學的文學院院長。小弟乍看有關的報導，幾乎不敢相信如此不合邏輯和謊誕的說話，可以出自一位讀歷史的教授口中。他說六七暴動出於記憶，不宜列入課程。太史公當年編寫《史記》，記載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三千年的歷史，其史料的來源，除間牘和檔案外，不少是見聞，亦即是他人的記憶。如「吾聞之周生曰」，「吾聞馮王孫曰」等。故記憶大可以是歷史資料的一部份。何況六七距今不遠，當日的報刋、檔案、民間筆記等都是可用的研究資料。所以，不把六七列史入課程，請用一個好一點的理由。當日這位教授所言，只是「遁詞知其所窮」，自眨身價，為識者笑。
「歷史為政治服務」，古今的當權者均服膺這句說話，千方百計，利用歷史教育，為政權塗脂抹粉。正因為這樣，我們才需要有獨立於政權的歷史學家，保留歷史真相，捍衛學術自由。可惜今天太多心領神會的「學者」。小弟只是區區的讀史者，但恥與這類「歷史教授」為伍也。
閣下是讀史者，才能有智慧寫出理直氣壯，洋洋大觀的鴻文，新月人深表佩服，自問沒有這樣的歷史觀，只能單從答問禮儀來看。即使只此，堂堂一位教授，答問題原來這樣欠缺技巧，只靠俗話所講的窒人，以求含混過關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刪除新月人過譽了。小弟所言，甚粗疏也，上文提及司馬遷，心想太史公，竟誤植史馬，可見弟也有「讀寫障礙」，乃是「有特殊學習需要」的人。
刪除說近代香港史，六七暴動、六四事件、九七回歸等均舉足輕重。這幾件大事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形態，意義極重大。教香港歷史，不提六七、六四，愧對下一代。教師有責任把道出史實，與學生討論。如何評價，可各有看法，不需避而不談也。
官訂課程，有其範圍，但小弟記得二千年的教改，教育當局鼓勵學校自訂教材，推行「校本課程」。當時有些學校把初中的中史和西史結合為一科，稱作「歷史與文化科」。那時課程發展處對這種改動也大力支持，並且辦了不少研討會，「分享」課改的成果。今天林鄭上場後，下令初中中史獨立成科，開設「歷史與文化科」的學校，被教育當局明令最遲於2018學年要撤除此科。學校十多年來在課程和教學所付的心血，付諸東流。政府的教育政策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教學校如何適從？
小弟不禁要問，今天香港的學校還可以有校本課程嗎？如有，中史可以教授六七、六四嗎？
原來香港歷史課程問題一大堆，閣下一語道破，如果閣下出席當日的記招，信相可以提出更難答的問題。事實上，香港歷史課程面對的問題，已經是學術性的問題，難怪教授說記者的問題好笨。新月人開始同情這位教授，慣了躲在象牙塔內，怎一下子抵禦外間的政治風雨呢？
刪除「已經是學術性的問題」應是「已經不局限於學術性的問題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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